崇祯和李自成关系(李自成武英殿崇祯的宫女)

[李自成是怎么死的?李自成怎么死的?]
据以上考证,断定李自成殉难地点是通山县九宫山,不是通城县九宫山。(童书叶曾人作《李自成死事考异》一文可参考)。至于李自成殉难于通城九宫山的传说,诸书大概源于《绥寇纪略》、《鹿樵纪闻》两书,这两部书都是吴伟叶做的,《纪略》一书印行很早,伟叶又是当代著名的文士。
2、清乾隆二十九年敕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五八列有九宫山,注明在通山县南八十里,并谓自成过此为县人击死,又同卷列有锡山,注明在通城县南五里,亦未注明九宫山异名。又魏源:《圣武记》卷一申报馆本页三十三载李自成“入祷九宫山,为乡民所锄……”注明“山在武昌府通山县之南九十里。
”(先录程氏宗谱卷三)程谱所记也有些错误,如将李自成讹为李延,将顺治二年讹为元年,又是时湖广总督不姓佟,《程谱》与《通山县志》并误,此盖后人根据传闻追记,遂难免部分失真。但九伯的献功升官和县官的题选却是事实。
”我们看在通城锡山条下,只空洞地说:“自成为土人击毙于此”也未提及墓葬问题,而在通山牛迹岭条下则指实了杀害自成的是邑人程九伯,并指同了墓葬地点。显然,自成是在通山县的九宫山(牛迹岭只是九宫山系统中的一个小山)而不是通城县境也叫做九宫山的罗公山被害的。
第三项:“《程氏宗谱》所说李延,显系李岩之误,因为延、岩二字,一声之转。”岩、延两字,根据《辞源》、《辞海》,可读平声,又可读仄声。但不管读平好,读仄也好,均相同。可是在某些地方读来,却不相同了。
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这份宗谱实为不可反驳的有力证据。此外,相传道光年间,牛迹岭居民锄地发现一付马镫,上有永昌年号(自成建国大顺,年号永昌);直到光绪年间,在通山还有自成佩剑藏九宫山下民间的传说(《续九宫山志》卷十四)这也是自成殉难通山九宫山的佐证。
”诚如《历史教学》编辑部所考证的《通城县志》修于顺治九年距自成殉难时,不过七年耳,何以不记其事?嗣增刊于康熙十年何以又不记其事?而修于康熙四年(距自成殉难才二十年)的《通山县志》,则早就记载了这件事情,并且记载得很详细而且具体,说:“杀害自成的是邑绅(恶霸)程九伯,程九伯是六都人,自成被害地点是小源口(我们建议湖北文化局派人调查小源口这个地方距牛迹岭究竟好远)。
其顺治九年修的《通城县志》(康熙十年增刊)便没有记载自成死亡于通城九宫山事迹,只说:“顺治二年,闯贼盘踞乡村。”(卷九)如自成死于通城,在通城不仅是一件大事,在当时对通城也是一件“夸口”的事,县书上绝对不会遗漏,何至迟到同治年间续修县志始终明史增入?(同治《通城县志》卷三记自成死事附注:“见廿二史”;卷廿三记自成之死,未注明来源,所记与《绥寇纪略》大致相同)县志附会史书之误从此可见。
倒是“九宫山”、“罗公山”的名称是应该注意的。根据自成行兵所经路线,应如各家所说,自成是在鄂南地区失败被害了的。对于被害于九宫山一说,历来其考其事者多无异辞,但究竟是在通城县的九宫山呢?还是在通山县的九宫山呢?据《湖北通志·舆地志》,山川门通山县条下分列该县诸山,甚为完备,其中九宫山条下说“九宫山在县东南九十里”。
自成殉难于九宫山是没有问题了,问题在于九宫山是属于那一县管辖。据现存史料大多数记载说是通城县,如《绥寇纪略》、《明亡述略》、《怀陵流寇始终录》、《所知录》、《西南纪事》以及《明史》、《李自成传》都宗奉此说。
查李自成殉难地点和墓葬问题,有好几种不同的传说:一说死在通山九宫山,一说死在通城九宫山,一说死在辰州九宫山,一说死在黔阳罗公山。按自成败退时,不曾到过辰州和黔阳等地,则辰州、黔阳二说,当系传闻之误。
民十三年刊成的《湖北通志》(商务版,第一册,页三五七夹注)也曾引用过这两种资料加以考证,其结论与《历史教学》编辑部之说相同,不过它指出当时总督军力为佟养甲以证《程谱》和《通山县志》与《历史教学》编辑部之说稍异。
”蒋氏《东华录》卷四载李自成死九宫山注明与上书同。赵尔巽:《清史稿·地理志》十四也把九宫山列在通山县境内,亦注明李自成死于此处。以上各书,皆成书于《绥寇纪略》或《明史》之后,而所持之说,则与相反,揆之情理,《绥寇纪略》是清初的名著而《明史》是“钦定”的“正史”,作者断无不参考之理。
”当时的总督军门佟某还嘉奖过程九伯勇略,札委德安府经历,再把程氏宗谱与《通山县志》印证,基本上亦相符合。奇怪的是:到同治年间续修的《通山县志》却记上了“自成被害于通城县境也叫做九宫山的罗公山”!《明史》在乾隆年间就刊成行世。
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史教研组执笔人:李俊(注:1983年12月,通城县志编委会致函湖南师院李俊同志,了解1956年论证李自成殉难地的有关情况。
就九宫山的所属县区而论:1、明正统年间敕修的《寰宇通志》卷五十,页五(《玄览堂丛书续集》第五十七册)列有九宫山,注明在通山县东南八十里。又同页前幅列有锡山(即《通城县志》所谓“锡山一名罗公山,一名九宫山,土人毙自成于此”者)注明在通城县南七里,但未注系罗公山或九宫山异名,在李自成之前,二处山名记载如此,可知《通城县志》之说,系后来附会而成。
这些建议已先后经由文化部和省政府办公厅转来我局。我局且曾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以(53)化社字第二四四八号文报告文化部并抄致中地文化局、省民政厅、省文史研究馆在案。又我局于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以(55)化社字第三O八七号函复你科时说:“鉴于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李自成墓必须就原状予以保护,圈出范围,禁止行人踩踏”即可。
这些书的作者所以没有采取李自成死于通城之说,应该不是偶然的,至少我们可以判断李自成死于通山之说,在清代还很有一部分学者作这样的主张,决非如《历史教学》编辑部所谓“只有少数记载”是如此。就李自成的进兵路线来说,黄宗羲《弘光实录》中的《马士英自罪疏》、徐世溥《江变纪略》卷一、凌雪《南天痕》中的《何腾蛟传》都认为是衔左兵之尾向东去的,《清史稿·列传》中《阿济格传》谓“阿济格率师讨自成,自成南走,众尚二十万,规取南京,阿济格以师从之,及于邓州,复南至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屡破敌,自成走死。
四年从孔有德征湖南,”又《清史稿·列传》二十一《佟岱传》亦谓:“二年从讨李自成,自陕西徇湖广,遂下江南……旋令摄湖广总督,三年还京。”因为这两书叙述很模(糊),且与“八省总督”之官衔不合,不敢十分肯定。
后一种说法最先来自民间,一度只是被当作传闻甚至笑谈,尽管后来当地学界发拙出一些文物和史料,以证明此说并非子乌虚有,但似乎“证据不足”,没有引起重视和采纳。
”特此函复。武汉大学历史系3。8(56)教史字第五号函湖南师院历史系对于李自成殉难及墓葬地点问题的意见农民革命英雄李自成殉难黔阳罗公山(《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平寇志》卷一二,《明季北略》卷二三等书)和辰州九宫山(《罪惟录》传九下《何腾蛟传》之说是传闻之误,因为自成行兵未曾到过湘西地区。
诚如《历史教学》编辑所考证,《程氏宗谱》所说李延,显系李岩之误。因为延、岩二字一声之转。而李岩则先一年已在河南被牛金星等人所陷害了的。我们探讨的结果,认为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殉难及墓葬地点,应根据《湖北通志》编纂诸人和最近《历史教学》编辑部所考证,确定在通山县的九宫山,而不是在通城县境内也叫做九宫山的罗公山。
不过,我把《程氏宗谱》修纂人将李岩写成李延,说成一声之转也欠妥,应该说,他们写了别字。不过,这是写的同声别字,而不是异声别字。……)。
只有少数记载如《烈皇小识》、《通山县志》等书说在通山县。二说何去何从,就是此处要考证的问题。首先从自成进兵路线分析他经过湖北通山县九宫山的可能,自成到武昌,原计划顺流东下江、皖,《平寇志》说自成“弃舟渡江,欲奔江西”(卷十二);《绥寇纪略》说自成“谋夺舟南下,取宣歙”(卷九);阿济格的奏疏说:“李自成……声言欲取南京……追击于……九江等地七处……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东华录》顺治二年六月甲申);张玉书的《纪灭闯、献二贼事》说:“自成走九江……奔溃九宫山”(张文贞公集卷七)从这几条记载,知自成谋顺流东下不果复回兵鄂南。
按李自成是顺治二年润六月间死的,当时湖广等省总督正是姓佟,岂不就是《程谱》和《通山县志》所载奖励程九伯的终总督么?至于这个姓佟的名字是什么,《湖北通志》谓系佟养甲,然遍阅《清史列传》、《国朝先政事略》等书《佟养甲传》均未记有此事,其他满清入关时姓佟的高级官僚和佟养量、佟图赖等亦均未记有任湖广总督事,只有李元庆《国朝先政事略》卷二记佟岱顺治二年“从征陕西……累官至湖广总督,召还。
如系属实,则应慎重考虑,速予纠正。因在李自成墓葬所在地尚未确定之前,即不宜有领导题字的碑刻,以免造成错误,特此转知,希切实注意。抄送:(略)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历史教学》杂志编辑部关于李自成墓葬问题的考证函件津社(53)发字第一O八三号关于李自成殉难的地点有好几种不同的记载。
而通山东南九十里的九宫山正在江西、湖北两省的交界上,自成回兵鄂南通城九宫山是可能的。其次,从地方志书的分析,《通山县志》说:“李闯墓在九宫下牛迹岭。顺治二年,贼败窜通山,六都人程九伯集众杀贼首于小源口,葬此,总督军门终嘉九伯勇略,札委德安府经历”,该志修于康熙四年,距自成之死才二十年,记述当不至发生错误。
附:1956年有关李自成墓葬文件及考证文章湖北文化局(56)化社学字第三O六八号关于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墓葬问题通城县文化科:关于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墓葬问题,早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以前,即有龙图同志向湖北日报投稿,建议政府予以修缮,一九五一年六月你科亦曾函请前省文教厅拨款修缮;五三年十月新华书店湖北分店谈平同志,五五年二月你县城关小学董昌祥同志,均投函人民日报向政府提出同样建议。
对于这一问题的考证方法,我们同意《历史教学》编辑部所提出的就九宫山属于何县及李自成的进兵路线两点加以考察,兹就已有资料对于以上两点提出一些补充意见,以为《历史教学》编辑部结论的左证。
”均与《历史教学》编辑部所引各书相合,可知李自成之引兵东向,乃为各书相同之定论,其为东出通山而不致南走通城,自无可疑。至于主张李自成南去的,一见《烈皇小识》附录何腾蛟《上隆武帝疏》载“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据湖南耳”,另一则《绥寇纪略》谓“自成将东下,迂风雹,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咸宁、蒲圻、过通城九宫山”,我们复按何《疏》全文,乃系揣测之词,不足深辩,至于《绥寇纪略》一书也是承认李自成是东下的,只是因为“迂风雹”的关系,才改而南行,路“过通城九宫山”,其说虽亦近情,但通城并无九宫山,其说又与所行路线自相矛盾,以是书自矛盾之词,而谓李自成必死于通城,自属毫无根据。
”现将两函录存于兹。1984年1月9日函:“元月七日,我到河士岳麓山湖南师范学院领工资(我已退休)时,历史系办公室交我通城县志编纂委员会函一件”。我初读时,感觉茫然。后来想了一下,又有这么一个映像:就是当时报载,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墓地问题,有人说,不在九宫山,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对于李自成的死,长期以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通山战死说”,说李自成兵败南下至湖北通山九宫山,走投无路被当地游民武装杀害;一种是“夹山禅隐说”,说李自成兵败南下到湖南石门夹山,遁入山门削发为僧并在此坐化升天。
至于通山和通城一说,据历史教学编辑部考证,断定自成殉难地点是通山九宫山而不是通城九宫山,论据较为详确,兹抄供你科参考。总之,李自成墓葬问题,还需进一步再作查考。去年所拨之修缮费,只要对该墓稍作培修,能防止破坏即可,绝不可大事铺张,造成浪费,如有结余,即应上缴,近闻你县曾向中央及省的领导电请题字,准备立碑。
载有“八少总督佟揭为恭报地方情形事”文件一件,下注“顺治二年十月初十日到”,这一文件的起头是这样叙述的:“钦命总督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军务统属文武兼理粮储吏部左侍郎佟为恭报情形,仰祈圣鉴事……”又文中叙述他是“七月初七日抵武昌,十五日上任”并叙述也“招抚”李自成部下王复远、张鼎、田见秀、袁宗弟……等人的情形。
但我过去所知道的,“是在湖北幕阜山脉的九宫山。”两相对比,所以就形成一个比较深刻的映像。此外,说我还写了文章,并是中国史教研组嘱我执笔,写好后送湖北省文化局等情,则完全没有映像了……1月31日函:……第一项,说:根据“《通城县志》(旧志)卷三《山川》载:九宫山,白沙图,锡山东支,一名罗公山。
“通城县(未完、后缺)关于李自成墓葬问题湖北师专历史学系的意见关于李自成殉难地点问题,经历史教学编辑部考证,是“通山县九宫山,不是通城县九宫山“,我们认为这是对的,它举出两种比较原始的资料——《通山县志》和《程氏宗谱》最为有力。
但北大所编资料原系故宫档案,为有力的原始资料,自不应因为我们查不出姓佟的名字,便把它加以否定,则为无疑。至于严懋功说的:“直省总督巡抚,沿革极多……衔尾接替之时,误之处,在所难免耳”。(该书《清代职官年表叙例》)何况当时正是军事紧急时期,一切变动更大呢?总之,李自成的殉难地点,不论是就九宫山这个地方的所辖县区或李自成的进军路线来看,自以通山县为宜,更证之以具有原始历史资料性质的《程氏宗谱》和《通山县志》的记载,此说自应更为可信。
”接着引《通城县志》说:“明季李自成逃窜山下为土人击毙于此。”同一通志,在通山九宫山条前另列牛迹岭条,说:“牛迹岭,在县东南七十里,九宫山之北。”接着引《通山县志》说“昔李闯窜入此岭为邑人程九伯诛,因葬于山下。
据您说,鄂东南地区,读得就不相同。转者,变也,本来相同的字音,但在别的地方读来,又微有不同了。我理解:这就是一声之转。老伴就是您们湖北这一地区的人——蒲圻人。我把岩、延两字请她读,她就读得不同,我也读得不相同,但和老伴读的一样——这大概就是您所说的鄂东南一带的方言,基本上属于赣方言和湘方言的范围吧。
历史悬案我们要是知道了就不会是这么早泡在网上了早成历史专家了
据此,九宫山为正名罗公山为别名。”这项史料,好得很!我曾在旧稿中说:“通城的罗公山,恰巧别号九宫山——这是冒名顶替的契机。”又说:“由于吴伟业错误地把通山的九宫山归属了通城,所以就展转滋生了许多传说。
此外,我们认为《历史教学》编辑部认为当时的湖广总督不姓终之说是错误的,(文化局抄件误为终),这种说法相对的减轻了《通山县志》和《程氏宗谱》的史料价值。据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辑之《明末农民起义史料》页四九。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前一种说法具有权威性,其依据不仅是官方文档和史书早有定论,而且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学者专家也一致认同。于是在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和李自成的传记、小说以及影视戏剧中,一律沿用此说。
56师专教字第一四五九号函1956。3。30武汉大学历史学系的意见关于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殉难地点问题,我系中国史教研组有关教师研究结果,同意《历史教学》的说法,并提供如下补充。
《绥寇纪略》上说:“自成改由金牛、保安,走咸宁、蒲圻,过通城九宫山,一名罗公山”,由于吴伟叶错误地把通山的九宫山归属了通城,所以就展转滋生了许多传说。真正谈到通城的九宫山,就应该说:“通城罗公山,一名九宫山”,而不应该说成:“通城九宫山,一名罗公山”啊!在李自成农民军阵营、较高级的首领中,并无李延其人,但有李岩其人,在农军首领中,其威望仅次于李自成。
“按《明史》卷44《地理志》湖广武昌府条下,称通山东南有九宫山,而对通城仅称南有锡山。又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此书主要根据明末材料)卷七十六对九宫山有较详的记载,而也是属于通山县条下,在通城县下则未提有九宫山。
”真正读到通城的九宫山,就应该说“通城九宫山,一名罗公山”,而不应该说“通城罗公山,一名九宫山”……有了您所揭示的《通城县志》旧志所载,我旧搞中那些说法,便都应推翻。第二项:我在旧稿中曾经主张:“自成是在通山县的九宫山……被害的。
附:1956年有关李自成墓葬文件及考证文章湖北文化局(56)化社学字第三O六八号关于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墓葬问题通城县文化科:关于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墓葬问题,早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以前,即有龙图同志向湖北日报投稿,建议政府予以修缮,一九五一年六月你科亦曾函请前省文教厅拨款修缮;五三年十月新华书店湖北分店谈平同志,五五年二月你县城关小学董昌祥同志,均投函人民日报向政府提出同样建议。这些建议已先后经由文化部和省政府办公厅转来我局。我局且曾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以(53)化社字第二四四八号文报告文化部并抄致中地文化局、省民政厅、省文史研究馆在案。又我局于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以(55)化社…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平寇志》(卷十二)、《明季北略》(卷二十三)三书说自成死在黔阳县的罗公山,《罪惟录》(传九下何腾蛟传)说自成死在辰州九宫山,按自成败退并不曾到过辰州,黔阳等地,这种说法是传闻之误,自不待辩。
第三是通山县程氏宗谱的记载。把程谱所载和县志所载互相印证,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之事便更加确切。程谱说:“程九伯于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献贼首珠盔龙袍于本省督宪军门佟,札委德安经历,后选陕西西安府守备,未赴任而逝,文林郎知通山县正堂任题赞曰:仗义勤王,竭毕生之壮胆;挥戈殄逆,建一时之功勋,正拟麟图,何期豹隐!才德全备,式用选扬。
而通城县条下所列诸山,没有九宫山一条,只是在锡山条下说:“其东支曰罗公山,亦名九宫山”,似此,九宫山是归属通山县管辖的。自成究竟是殉难于通山县的九宫山,还是殉难于通城县境内也叫做九宫山的罗公山呢?我们认为:自成果真殉难于通城县罗公山下,为什么各家不把这笔账迳记在“罗公山”本名上,而偏要记在它的别名下呢?至于以“罗公山”本名记载自成殉难地点的那个罗公山又远在湘西黔阳,与自成行军路线不相干!《湖北县志·舆地志》山川门在通城锡山条下说:“锡山……其东支曰罗公山,亦名九宫山。
”并在“九宫山”三字下加上括弧,,其中注明:“牛迹岭是九宫山系统中一个小山。”经您指出:“牛迹岭与九宫山相距二十里,把牛迹岭说成是九宫山系统中一个小山,是不恰当的。”我前在括弧中加注的,是出于臆度,应当让位于您的实地考察。
李俊同志复函说“完全没有映像”。可见其考证结论完全是在政治的或者权威的诸因素影响下做出,而并非严谨的、认真的、有据的考证。经通城县志编委会寄上抄件和新资料后,李再次复函说:“我在旧稿中的那些说法,便都应推翻。
所以该书传播的很广。《怀陵流寇始终录》、《罪惟录》、《甲申剩事》所记和伟叶之书大致相同。《明史》、《李自成传》则杂糅《绥寇纪略》、《平寇志》、《明史纪事本末》、《后鉴录》、《所知录》及阿济格奏疏而成。
同时“自成被害于辰州九宫山”之说,出自《罪惟录》传九下《何腾蛟传》,而该书传三——《李自成传》,又说自成被害于湖北通城九宫山,根本自相矛盾。黔阳本属辰州,因此一说可能出自同一来源,由于自成行兵未曾到过湘西地区,不管黔阳也好,辰州也好,我们都不必加以考虑。
《湖北通志》编纂诸人虽把自成被害地点分别系于通城县锡山条和通山县牛迹岭条下,但是他们是不赞成“被害通城”之说的。他们在锡山条下用小体字详加考证,结论说:“今合众说观之,九宫山当以通山为确。
显然,续修的《通城县志》诚为《湖北通志》编纂诸人早就指出,是“蓝本国史,牵就山名”!通城的罗公山,恰巧别号九宫山——这是冒名顶替的契机。《明史》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又原本吴伟叶的《绥寇纪略》也曾经为《湖北通志》编纂诸人指出过的。
[李自成都打到北京城了,为何不见吴三桂派山海]
清廷对吴三桂进行招降是比较早的,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四月,清军攻克松山、锦州后,皇太极就致书吴三桂告以其舅氏祖大乐、祖大寿等“因系将军之戚”俱获保全,劝他“翻然悔悟,决计归顺”。
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渥泽。而洪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奉贤甥勿以为虑,但未知故乡光景何如耳。以愚意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军覆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
随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R、永王、定王、晋王、秦王和吴襄等人,这说明李自成仍希望通过君、亲之义招降吴三桂。然而,由于吴三桂同清方勾结已成定局,招降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了。同李自成的麻痹大意相反,清廷统治者并不满足于占领辽东,随着明王朝的急剧衰微,他们趁火打劫的野心迅速膨胀起来,初期是想同农民军瓜分明帝国。
①顺治元年六月山海关总兵高第“为钦奉令旨恭报挑过兵马实数仰祈睿鉴事”揭帖(原件藏第一档案馆)中明确讲到“伪镇唐通”调取关镇马匹和关门兵丁“投顺流寇”。高第上疏时距山海关战役不过一个多月,完全可以证明唐通接管了山海关防务,并且又证明了吴三桂、高第等辽东、关门兵将确实一度投降了大顺政权。
吴三桂,辽东中后所人(今辽宁绥中县)①,为出身辽东军阀世家。他的父亲吴襄、舅父祖大寿②都曾任明朝总兵,同当地的将领官绅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由于祖大寿和三桂之兄吴三凤等明朝将领先后降清,吴三桂和他的部属又与清方营垒增添了一层暧昧关系。1644年三月,他被崇祯帝加封为平西伯,率部进关勤王,由于放弃关外土地,官绅家属和相当一部分辽东百姓跟随进关,安插未定,明朝就覆亡了。摆在吴三桂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他同山海关总兵(又称关门总兵)高第一共只有五万之众,在明末盛行的“家丁”制度下,其中真正能征敢战、装备较佳的兵马只占少数。他们局促于关内永平府一隅之地,处于清、顺两大新兴势力之间,继续效忠明室…
李氏立论完全凭借山海关战役后吴三桂部下将领、义勇绅衿争功文书,似乎连《山海关志》、《临榆县志》以及当时当地人佘一元等人著作全未参考。事实上,二十二日上午吴军已有瓦解之势,吴三桂深知危险,亲自率领数百骑同关城绅衿吕鸣章等冲出关外,至欢喜岭上的威远台叩见多尔衮,请求立刻出兵相救。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吴三桂、黎玉田、高第迅速决定投靠大顺政权。山海关防务由李自成派来的唐通接管①。三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在永平府(府治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张贴告示,有“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等语②,证明他已率领部下兵马前往北京准备接受李自成的新命了。
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酧,不敢食言。
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得惊慌。”③接着又吩咐吴三桂:“尔回,可令尔兵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以何为辨?恐致误杀。”④说完,让吴三桂立即回关准备接应,同时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
吴襄原任明辽东总兵,直到崇祯十六年底才调回北京,见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兵部塘报,《明清史料》乙编,第六本,第五七四页。①《清太宗实录》卷六十,除皇太极敕谕外,收有张存仁、祖可法、裴国珍、吴三凤、胡弘先书信的主要内容。
②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纪事》来源:顾诚《南明史》。
他们局促于关内永平府一隅之地,处于清、顺两大新兴势力之间,继续效忠明室是不现实的,因为朱由检为首的明廷已经不存在,弘光朝廷还没有建立,他们同淮河以南的残明势力相距太远、音讯不通,可走的道路就只有在降顺、降清之间作出选择。
②佘一元《哭李赤仙二律》诗序中说:“平西伯中途闻变,旋师山海,各官星散。”见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二十。③光绪《临榆县志》卷九,《舆地编四·纪要》。④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二十,佘一元《哭李赤仙二律》序,其《述旧事诗五首》之三亦云:“仓库净如洗,室家奔匿多。
当地人士佘一元《述旧事诗》云:“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③,真切地反映了百姓们的惶惧不安。跟吴三桂采取同一立场的只有原山海关总兵高第和卫城(即清代的临榆县)一小撮缙绅地主。
真实情况已难考定。吴三桂投降大顺,本意是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窦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于是,他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奔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
联络大顺军共同灭明的图谋既未达到,多尔衮等清廷统治者也决不肯放过扩张自身利益的良机。这年三月,清廷决定大举伐明。出师之前,范文程上书摄政诸王,指出明朝灭亡的大势已定,“窃惟成大业以垂休万世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
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杀吴三桂家属三十四口,可见李自成对吴三桂的勾引清兵、叛变欺诈极为痛恨。而吴三桂却在山海关战役刚刚结束就率领关辽军民剃发降清,由多尔衮承制封为平西王。山海关战役是明清之际直接影响全国局势发展的一场关键性战役,对于推翻明朝后究竟是由大顺朝廷还是清朝廷统治全国关系重大。
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吴军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了,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由投降大顺转持敌对态度。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种说法:一是吴三桂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赃③,一是误信从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谎报吴襄全家被大顺军抄没④,第三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吴三桂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又名陈沅)为大顺军将领所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①。
吴知终不免,遣人贻书于子云。”下文又说:“吴襄书达三桂,并不言被夹,而赍书人误传已夹。三桂大痛愤,以道里日期计襄必死矣。”④彭孙贻《流寇志》(即《平寇志》)卷十一记载他听人转述吴三桂的幕客讲,吴三桂已决策投降李自成,“至永平,遇父襄苍头与一姬连骑东奔,惊问之,则襄姬与苍头通,乘乱窃而逃,诡对三桂曰:‘老将军被收,一门皆为卤,独与姬得脱,东归报将军,将军速为计。
③《清世祖实录》卷四。④同②。⑤同③。①《清世祖实录》卷四。②同上。③同上。①大顺军出征山海关的兵马数各书记载相距甚大,清方档案和《清实录》都说是二十万人;有的史籍说只有六万人。
这和当时情况不符。大顺军同吴三桂部作战时包围了山海关,吴三桂往威远台请清军参战时是“冲”过大顺军阵地的,清军随即入关,大顺军不可能不知道。问题是获悉清军进至山海关地区,大顺军领导人已来不及檄调援军,只有凭手头兵力付之一掷了。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辰时(约为八时),山海关战役开始②。李自成为了全歼关辽兵,防止吴三桂部被击败后引残部出关降清,作出用兵部署:把主力放在石河西,另外派遣部分军队包抄至关内外,进攻山海关的东罗城、西罗城、北翼城。
经过几天的使者往返和亲身考察,多尔衮对吴三桂的处境和降清诚意已洞然于心。吴三桂到后当即“赐坐赐茶,面谕关门为第一功”②。他对吴三桂等官绅说道:“汝等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先帝时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
大顺军虽拼死抵抗,但强弱易形,兵员同吴三桂军已鏖战一昼夜,面对以逸待劳的清军很快就被击败,阵容大乱,大将刘宗敏也负了伤。李自成立马小岗阜上见败局已定,下令急速撤退①。行至永平府范家店时,李自成决定将吴襄处斩②。
②《吴三桂纪略》,见《辛巳丛编》。③张怡《闻续笔》卷一记:吴三桂“闻其父大将军襄为所系,索饷二十万,乃惊曰:此诱我,剪所忌耳。乃率兵还。”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吴襄者,三桂父也,在京为都督,被获将夹,复宥而宴之。
④《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八十九页。①缪荃孙《云自在龛笔记》所载有徐元文、韩菼跋文的范文程启本;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四。②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十八。
关、辽两镇兵力合计不过五万,山海关一隅之地又难以筹措粮饷。“维时内无军需,外无援旅,人心汹汹,不保朝夕”④。吴三桂当然明白凭借这么一点军事和经济实力根本不足以同大顺政权抗衡,更谈不上在顺、清夹缝中求生存。
自然,在三支军队中清军战斗力最强;吴三桂部是原明朝官军中的精锐;大顺军是自1641年(崇祯十四年)迅速扩展起来的队伍,大部分兵员素质不如清方,但是,他们是一股新兴势力,纪律严明,富于朝气,不像明朝官军那样腐败。
由此可见,集结在北京地区的大顺军击破吴三桂、高第部原明朝关、辽兵是绰有余裕的;很可能李自成入京之时调集的兵力也仅满足于此。而介于顺、清之间的吴三桂部则具有举足轻重之势:降顺则李自成的兵力约为来犯之清兵一倍,而且山海关要隘不致拱手让敌,即便在同清军作战中局部失利,大顺政权可征调的增援兵力较清方要大得多;吴三桂叛投清方,双方兵力对比和态势就颠倒过来,清、吴联军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
到1644年三月明亡之时,吴三桂等撤入关内的辽东官员却很快决定接受大顺政权的招降。作出这一决择首先是因为吴三桂等人获悉大批明朝文官武将都归附了大顺,其中不少人(如唐通、白广恩)在过去辽东战事中曾同吴三桂共事,大顺政权已是众望所归,颇有统一天下之势;其次,大顺政权同明王朝一样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吴三桂等辽东官绅军民更易于接受;第三,吴三桂所部辽东官兵一直处于同清军对峙的地位,而同大顺军并没有多大恩怨,即如史籍所说:“以清兵仇杀多次,不欲返颜,乃修表谋归李贼。
战役的结果是清胜顺败,根本原因在于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目光短浅,政策和战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山海关战役的意义标志着: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二、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三、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尔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
②《大义觉迷录》卷一载雍正“上谕”说:“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
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①。次年正月,吴三桂给祖大寿的回信“犹豫未决”。皇太极再次致书劝他“急图归顺,勉立功名”②。然而,在一年多时间里,吴三桂自觉回旋余地尚大,并没有接受清廷的招降。
顺治五年二月十五日吴三桂“为恳请天恩事”揭帖称:“本藩生于辽,长于辽,有祖先??园葬立中后”,见《明清档案》第七册,A7—115号。《清史列传》卷八十,《吴三桂传》说他是“辽东人”,过于笼统。
1644年三月,他被崇祯帝加封为平西伯,率部进关勤王,由于放弃关外土地,官绅家属和相当一部分辽东百姓跟随进关,安插未定,明朝就覆亡了。摆在吴三桂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他同山海关总兵(又称关门总兵)高第一共只有五万之众,在明末盛行的“家丁”制度下,其中真正能征敢战、装备较佳的兵马只占少数。
”③第四,就个人前途着想,吴三桂虽有一部分亲属降清,但他的父母等直系亲属居住在北京已处于大顺政权控制之下,归降或敌视大顺政权必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命运。何况,曾在辽东共事的总兵白广恩、姜?、马科、唐通等人都已跻身于大顺朝新贵之列,唐通兵力远逊于己,三月间才投向大顺就受封为定西伯,由他出面劝降,“盛夸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④,对吴三桂有很大的吸引力。
②顺治元年七月督理山海粮储户部员外郎吕鸣章等启本,见《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③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④《清世祖实录》卷四。①不少史籍记载清军投入战斗以前,大顺军毫无觉察,等到发现突阵而来的是清军,立即失魂落魄地奔逃。
以此观之,明之必亡昭然矣。”①在这以前,他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统兵伐明时就曾指示:“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
动员兵力之多连清方人士也说“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④。清廷这次出兵同崇祯年间三次入口大不一样,战略目的已由掠夺财物子女变为进取中原。因此,多尔衮接受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严格约束军纪,规定“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军民秋毫无犯”⑤。
”①多尔衮当即决定改变进军路线,直趋山海关。他在回信中说:“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
这时,大顺军与吴三桂、高第部关、辽兵正在激战之中。为了明白山海关战役的胜负,分析一下参战各方兵力情况是必要的。大顺军开赴山海关时留下了老弱兵员一万守北京,随李自成、刘宗敏前往平叛的兵马大约为近十万名①;吴三桂、高第的关、辽兵合计约为五万;而清军当时的全部兵力为十万②,除了摄政郑亲王济尔哈朗率领满、蒙八旗军队三分之一留守沈阳一带外,多尔衮所统满、蒙、汉军队大约为七八万人。
他决定回师夺取山海关实际上意味着他在同大顺政权决裂之时已经把投靠清廷作为出路。为了给自己增添一些本钱,他不是率部出关以丧家之犬的形象向清方投降,而是玩弄手腕,一面“遣人东乞王师”,以京东要塞山海关城为见面礼;一面“遣人绐贼缓师”,“以待本朝大兵”①。
清兵进关后,见大顺军从北山至海边排列成一字长蛇阵,多尔衮即令清军沿近海处鳞次布列,吴三桂军排列于清军的右边,采取重点突破战术。这时正值大风扬尘,能见度很低,清军得以从容布阵。少顷,风止,多尔衮一声令下,清军呼啸出击,万马奔腾,飞矢如蝗。
李自成获悉吴三桂叛变占领山海关的消息后,经过紧张的商议,决定一面安抚吴襄,以吴襄的名义写信规劝吴三桂,希望借父子之情使他幡然变计;一面作好武力解决的准备,出兵平叛。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自统率大军向山海关进发。
陈邦选、姜新书信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八十五、八十六页。①《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三。②《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四。③《吴三桂纪略》,见《辛巳丛编》。④《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唐通传》。
时山海关人佘一元《山海石河西义冢记》说战役中“凡杀数万人……然所杀间多胁从及近乡驱迫供刍糗之民,非尽寇盗也”。见佘一元《潜沧集》卷三,又见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九。可见,清方所记二十万除有夸大之处,还把大顺政权征发的民夫计算在内。
皇太极去世前不久,对天下大势已作出了相当准确的判断,他说:“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掠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寿之兵,并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畴所领各省援兵耳,今皆败亡已尽,即有召募新兵,亦仅可充数,安能拒战?明之将卒,岂但不能敌我,反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赂朝臣,诈为己功;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
②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政事志·兵警》。③李光涛《明清档案论文集》中反复论证即使没有清兵助战,吴三桂军“足以制贼”,李自成“必败无疑”,见全书“自序”、第八页、三十九页、八十页、八十一页、七○○—七一○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唐通的兵力大约只是吴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变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关遂被吴三桂占领。唐通率残部撤往离山海关不远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顺政权委任的其他官员也纷纷逃回吴三桂的叛变,使山海关地区顿时彤云密布,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战争气氛。
”②很明显,吴三桂的信在措词上经过斟酌,以明朝孤臣的名义请求清方合兵共讨农民军,尽管当时明朝廷并不存在,“裂地以酧”也不是他所能决定的,无非是为自己投靠清朝蒙上一层遮羞布而已。多尔衮洞察其心,直截了当地以晋封藩王为诱饵,招降吴三桂。
又命三桂之兄吴三凤及祖可法、张存仁、裴国珍、胡弘先、姜新、陈邦选等以亲属、旧谊的关系写信晓以利害,竭力劝说其降清①。十月,皇太极再次致书吴三桂:“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
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④大顺军榆林守将王良智收到来信时,李自成已亲统大军向北京推进。王良智虽将清廷来信事报告了李自成,但大顺军领导人对清廷统治者急切于分享胜利果实的企图并没有给以重视。
”①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十九,《事实编二·乡型上》记:“时议诈降缓贼,以待本朝大兵。”所派之人为高选、李友松、谭邃寰、刘克望四生员、刘台山、黄镇庵二乡耆,参见同书卷二十一,《事实编四·乡型下》及光绪《永平府志》卷六十五。
当时在清都沈阳的朝鲜使者向本国报告说:“顷日九王(指多尔衮)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②四月初九日,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声炮起行”③。
到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统大顺军主力迫近山海关,再次派郭云龙催促清军火速来援时,就请求多尔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③。四月二十日,多尔衮接信知道形势紧迫,为了防止大顺军占领山海关,下令兼程前进。次日,清军以一天二百里的速度急行军于当晚到达距关城十里的地方驻营。
进军路线则采纳了洪承畴的意见,准备由蓟州、密云破边墙而入,避免顿兵山海关坚城之下。四月十五日,清军行至翁后,意外地遇上了吴三桂的使者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携带求援书信,内云:“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
双方激战一昼夜,到二十二日上午吴三桂军已有不支之势,据守北翼城的一支吴军向大顺军投降③。吴三桂见情况危急,亲自带领部分兵马和当地乡绅冲出关门,请清军立即参战。多尔衮统率的清军二十一日晚驻营距关城十里,二十二日晨进至离关城仅二里的威远台(在名叫欢喜岭的小丘陵上,今名威远城,实误)观战①。
“方见时,忽报北翼城一军叛降贼”(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政事志·兵警》)。李氏之见,偏颇太甚。①佘一元《述旧事诗》云:“清晨王师至,驻旌威远台。平西招我辈,出见勿迟回。”见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九。
大顺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失策,导致了山海关战役的失败和北京、畿辅、山东等地的易手。四月十三日晨,大顺军由北京向山海关进发。行至三河县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谎称吴三桂仍愿意投诚,请求缓师①。
“盖以为明劲敌者我国也,抑则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①。这就为多尔衮等人用兵提供了总体战略方针。四月初,传来了大顺军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多尔衮决定趁大顺军立脚未稳,迅速出兵。
”②由此可以窥知清廷早已处心积虑利用汉族内部阶级拼搏谋取渔翁之利。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死,幼子福临即位,清廷实权落入摄政王多尔衮手中。次年正月,蒙古鄂尔多斯部落来告大顺军已经占领陕西③,多尔衮等立即在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陕北同大顺军联络,信中说:“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
吴三桂,辽东中后所人(今辽宁绥中县)①,为出身辽东军阀世家。他的父亲吴襄、舅父祖大寿②都曾任明朝总兵,同当地的将领官绅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由于祖大寿和三桂之兄吴三凤等明朝将领先后降清,吴三桂和他的部属又与清方营垒增添了一层暧昧关系。
《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四,《吴三桂传》云:“吴三桂,字长伯,江南高邮人,籍辽东。”这里说的江南高邮人,是指他祖上从军以前的原籍,传至吴襄、吴三桂已无实际意义。三桂字月所,写作“字长伯”亦误。②按:祖氏为吴三桂继母,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顺治二年十一月吴三桂奏言。
此时的清军正在关外虎视耽耽,吴三桂的兵力只够守关,而且就算派山海关一半兵力去援助,又有什么作用?能不能赶到还是问题?疲敝之师又如何经得起李闯王得攻击?也许他和李自成达成某种协定也未可知。
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戚,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同时,又命祖大寿写信给吴三桂道: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余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天纵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
’三桂乃翻然复走山海,拥兵自守,使人乞师,共击贼也”。谈迁《国榷》卷一百一云:“吴三桂讹闻父襄遇害,即日自玉田还山海关。”①吴伟业《圆圆曲》,见《吴梅村诗集笺注》卷十;参见钱■《甲申传信录》卷八,《吴三桂入关之由》。
在这关键时刻,李自成又一次受骗了,他派明朝降官密云巡抚王则尧以兵政府尚书的官衔去山海关同吴三桂谈判,随即放慢了进军速度。从北京到山海关大约五天可达,大顺军却在八天之后即四月二十日才进抵关西。这时,才知道王则尧已被拘押,吴三桂和高第的军队在关内沿石河一线做好了作战准备,除了武力解决,没有招降余地了。
关辽五万众,庚癸呼如何?”①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二十一,《事实编四·乡型下》,程儒珍《关门举义诸公记》。①《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五。②《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三。③《清世祖实录》卷三。
[李自成的记忆对李自成,大家有哪些记忆?]
一生拼杀,原是为他人做嫁衣
一个有勇有谋的人,只是因为没有好的助手,才导致最后的失败。这说明再好的领袖,也要一大批人才的扶持,才会成功。
流寇领袖,时运不济。